大约在四五年以前，我和长楫兄一起住在厦门鼓浪屿的一个海军招待所里，为由他编写的《厦门方言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之一）做最后的审订工作。这使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围绕着闽南方言，特别是厦门话的各种问题，进行了饶有兴趣的讨论。我建议由他主持，可能的话再找一二位同道，写一部关于厦门话的研究性专著。这对于推进闽语研究，甚至对推进其他汉语方言的研究，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不过几年时间，由长楫兄和欧阳忆耘共同撰写的《厦门方言研究》，厚厚的一摞稿子已经摆到了我的案头上。拜读之后，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敬意，令人感到激动和兴奋。

闽南方言是最重要的汉语方言之一。它通行于福建省南部地区，台湾省绝大部分地区，广东省东部的潮汕地区和西部的雷州半岛，以及浙江省的东南沿海一带。在海外，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和欧美各地，有许多华侨和华裔居民日常口语说的也是闽南话。国内外使用闽南话的人数多达数千万，几乎等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数！这样一种重要的方言，无论从实际使用方面，还是研究价值方面，都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至于说到厦门话，由于历史、地理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它自然地成为闽南方言里的优势方言。人们总是拿它做为闽南方言，尤其是闽、台地区闽南方言的代表点。说到闽南方言，不能不首先说到厦门话；讨论闽南方言，不能不首先讨论厦门话。

对闽南方言的研究，特别是对厦门话系统的闽南方言的研究，具有很长的历史。大家最为熟悉的是19世纪初出现的两部著名的闽南方言韵书。一部是清嘉庆五年（1800年）黄谦的《新镌彙音妙悟全集》（薰园藏版刻本），主要反映的是当时的泉州音系。另一部是清谢秀岚的《汇集雅俗通十五音）（林文堂1819年刻本；揭阳江夏懋亭氏1915年刻本），主要反映的是当时的漳州音系。后来发现的无名氏《渡江书十五音）（［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87年）也是研究厦门话系统的闽南方言的一种重要韵书。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厦门辟为通商口岸之一，迅速成为闽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之而来的是厦门话也迅速成为闽南方言的优势方言，引起人们广泛的重视。首先是西方一些传教士为了通商和传教的需要，对厦门话给予极大的关注，并且以实用为目的，进行了调查和研究。例如Carstairs Ebuglas的《厦门白话字典》（Chinese – 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1899），就是第一部厦门音字典。不过作者自己也说了，他这部字典是根据Doty跟Macgowan的《厦门话课本》（The Manuals of Amoy Dialect）增加词头，后来又拿Alexander Stnmach的《厦门话字典》的稿本跟本地的“十五音”等书校勘增订而成的。1913年，W. Campell又写了一本《厦门音新字典》（A Dictionary of Amoy Vernacular）。应该指出，这些字典、词典客观上为我们保存了当时厦门话的很多宝贵资料。其次是到了本世纪20年代，著名学者周辨明教授等人从文化教育的角度，对厦门话开展了研究工作。他们组织了“厦语社”，制定了厦门话拼音文字，出版了《厦语入门》等书籍和《指南针》等刊物。这一切都可以说是对厦门话研究的一部分重要成果。但是，对厦门话进行真正系统的、深入的研究的，应该首推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1926年罗常培随鲁迅先生南下厦门，在厦门大学任教，并且很快对厦门话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他亲自调查记音，广泛收集资料，并应用现代语音学方法，对厦门话音系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和研究，最后写成了研究性专著《厦门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科学出版社新一版，1956年）。这部著作直至今天，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后来研究闽南方言或闽语的学者都把它列为必读书之一。研究其他汉语方言的学者也把它列为一部最重要的参考书。

本世纪50年代以后至现在的这段时间，对厦门话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国内外所发表的论文或专著，无论是数量上或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往。就国内的研究来说，至少有两项重要的研究成果应该特别提出来说一说。一项是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由厦门大学和福建师范学院为主，组织专业人员对福建省的汉语方言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普查，厦门话自然是重点。最后编写了《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讨论稿）。其中关于闽南方言的部分实际上是对厦门话的全面描写，材料相当丰富，往往成为国内外学者们讨论厦门话时引证的依据。遗憾的是，这个讨论稿至今未能正式出版。另一项是70年代后期由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学研究所汉语方言研究室主编的、以厦门话为主的《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这部词典兼顾了漳州、泉州等地的闽南话，收词丰富，注释详细，洋洋大观，学术性和实用性都很强，确实把厦门话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说对闽南方言或厦门话的研究可以到此为止了。因为稍有一点儿了解的人都知道，闽南方言太复杂了，厦门话也太复杂了。仍有许多事实需要调查发掘，仍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讨论。如果要对闽南方言或闽语进行深入的研究非得把厦门话研究得比较透彻不可。在这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当中，厦门话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基础。这就是本文开头我所说的，建议长楫兄撰写一部《厦门方言研究》的最主要理由。现在这部著作终于写成了，而且我有幸成为它最早的读者之一，实在令人感到高兴。比较以前的研究成果，我认为本书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内容比较全面。它不仅对厦门话的语音做了较全面而详细的描写和论述，同时对厦门话的词汇也做了相当详细的描写和分析。过去有关厦门话的著作对语法的接触都比较少，本书注意到了这一点，对厦门话的词类和句法抓住重点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本书不只是停留在对方言语音、词汇、语法本身的描写和研究上，尽管、这种描写和研究是方言研究的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而且还注意把方言和地域文化结合起来研究。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跟语言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方言的许多现象，尤其是词汇语法中的许多现象，只有结合区域文化特征才能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释；同样的道理，区域文化中的很多现象的解释也必须求助于方言的研究成果。本书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相信是会得到读者的认同的。第二，本书十分注意方言材料的描写，而这些方言材料又都是在大量田野调查工作的基础上得来，并进行分析归纳出来的，是可信的。有人认为现在一些方言论著或文章里多是材料，没有什么理论，好像学术性就不高。应该指出，这个看法十分有害。丰富而准确的方言材料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要获得这样的材料又是很不容易的事。因为没有语言学尤其是方言学、音韵学、文字学的功底和科学的语言或方言调查方法就得不到这些丰富而准确的材料。本书的论述正是建立在这种准确的方言材料的基础上，因而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同时这些语料对本方言区或其他方言区的人认识、了解和正确使用厦门话也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因此，可以说本书是一本学术性、资料性与实用性兼备的优秀的方言著作。第三，本书在大量坚实而可靠的方言材料的基础上，对厦门话语音、词汇和语法做了比较精当的分析，不少观点新鲜而有创意。例如，厦门话音变的浊化、双声叠韵和特殊变调；文白异读层次的描写和分析；厦门话与闽台主要地点的闽南方言语音的比较，以及它们之间一致性和差异性的论述；厦门话构词法的归纳和描写；厦门话词类和常见句式的讨论等等，都相当精彩，很值得一读。

长楫兄和欧阳忆耘讲师都是土生土长的厦门人，他们研究厦门话可以说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光有良好的环境与条件还是不够的，还要有相当的专业基础知识和训练，更需要坚韧不拔的辛勤耕耘。我与长楫兄相识与往来，已经有三十多年了，我们既是同窗好友，更是至交知己。他在厦门大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音韵与方言的教学与研究。据我所知，他的教学是很成功的，深受同学欢迎，多次得到学校或省里多项的荣誉与奖励。他的科研成果也很突出。在音韵学方面，他发表的几篇论文，在国内外的音韵学界颇有好评。几年前，他跟美国密支根大学李珍华教授共同合作、由他具体执笔的《汉字古今音表》（中华书局，1993年）引起国内外同行的瞩目，并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奖励。他的方言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厦门话为代表的闽南方言方面。他十分重视田野调查，足迹不仅遍及闽南地区各县市，还到广东的潮汕地区、江西的上饶地区、浙江温州地区中说闽南话的县市做过调查。不久前他应邀到台湾成功大学讲学，还跟施炳华教授合作调查台湾鹿港闽南话，并写出十多万字的调查报告。1982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是由他和黄典诚教授主持的，其中他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该词典荣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90年代初，他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八五”规划的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具体负责编写分卷本《厦门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在学术界也取得了良好的反映。此外，他还著有《闽南话与普通话》（语文出版社，1991年），《诗词闽南话读音与押韵》（敦理出版社，1995年），《厦门话音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闽南话的形成发展及在台湾的传播》（台笠出版社，1996年），至于写的有关闽南方言的论文就更多了。在闽南方言研究方面，长楫兄是卓有贡献的，并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凡是跟他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他勤奋刻苦，作风扎实，总有那么一股子顽强的毅力和充满热情、朝气的精神。他的成就自然跟他这种勤奋、毅力和朝气是分不开的。我跟欧阳忆耘讲师往来不多，但我知道她曾参加过《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的编写工作，在大学里选修过音韵学课程，毕业论文是研究关于日本吴音汉音与闽南话音读的关系。她对闽南方言，特别对厦门话怀有浓厚的兴趣，是研究闽南方言的后起之秀。

厦门话和整个闽南方言的研究确实出了不少令人喜悦的成果，但这个研究并无止境，还有许多工作要我们去开拓，还需要一代一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就是现在读者所看到的这部《厦门方言研究》，也一定有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地方。学问是在不断的探索与研究中，在不断的切磋与讨论中得到进步的。我非常相信长楫兄、欧阳忆耘讲师以及其他许多从事闽南方言研究的学者们，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厦门话和闽南方言的研究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读书之后，有以上的感想，是为序。

张振兴 1997.10.25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