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書並不是在造字之先，就有這個規律，乃是中國文字構造與運用方法的歸納。因爲中國文字的構造方法與運用方法，歸納起來，是有條理的；而其條理，絕對不能越出這六種範圍，纔有六書的名稱。所以六書在中國文字學上，可以說是民意的結晶，是科學的歸納。
六書的內容，如以科學的、分析的眼光注意下列五點，就能很容易地明白和辨別了。
一、「體」與「用」的不同：
明代楊慎作六書索隱，倡六書分經緯之說：「六書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聲居其四。假借者，借此四者也；轉注者，注此四者也。四象以爲經；假借轉注以爲緯。」清代戴震本之，有六書分四體二用的主張，他在答江慎修論小學書中曾說：「指事、象形、諧聲、會意四者，書之體止此矣；由是之於用，曰轉注，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兩大端也。」六書中所謂「體」，是指文字構造方法而言。六書中文字構造的方法有四種，就是「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六書中所謂「用」，是指文字運用方法而言。六書中文字運用的方法只有兩種，就是「轉注」和「假借」。
二、「文」與「字」的不同：
我們看許慎說文解字敘上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可見文與字是有區別的：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字創造之初，只有獨體的文。或者象物之形，或者象事之形，是用「象形」同「指事」的方法構造的。後來人事複雜，獨體的文，無法應付，纔有合體的字出現。這種合體的字，或者由形和形相拼合，或者由形和聲相拼合，是用「會意」同「形聲」的方法構造的。所以「象形」「指事」與「會意」「形聲」的區別，是獨體與合體的不同，也就是依類象形的文，與形聲相益之字的不同。
三、「寶」與「虛」的不同：
王筠說文釋例卷一：「觀乎天文，觀乎人文，而文生焉。天文者，自然而成，有形可象者也。人文者，人之所爲，有事可指者也。故文統象形指事二體。」大致宇宙之間，事、物兩端而已。用圖畫去描繪實物的形狀，叫作象形；用符號去表示事情的性態，叫作指事。用象形方法構造的，大多爲名詞，是有實體的；用指事方法構造的，大多爲動詞形容詞，是抽象的。所以「象形」與「指事」的區別，是實體與抽象的不同，也就是實虛的不同。
四、「形」與「聲」的不同：
說文解字敍上說：「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形」「聲」如何「相益」而成「字」的呢？粗略地說，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形符和形符的相益，從配合兩個以上獨體初文的方法，會悟出這一個合體字的意思來；一種是形符和聲符的相益，用形符表明他的類別，用聲符注明他的聲音，以表示出字義來。例如：「信」，由形符「人」和形符「言」配合，會出「人言必信」的意思出來，是會意。「仕」，由形符「人」和聲符「士」配合，由人而知類，由士而知聲，是形聲。所以會意與形聲的區別，就是「形與形合」和「形與聲合」的不同。
五、「繁」與「省」的不同：
章太炎先生國故論衡有轉注假借說：「字之未造，語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語言，各循其聲，方語有殊，名義一也。其音或雙聲相轉，疊韵相迆，則爲更制一字，此所謂轉注也。孳乳日緐，即又爲之節制，故有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義雖少變，則不爲更制一字，此所謂假借也。轉注者，緐而不殺，恣文学之孳乳者也；假借者，志而如晦、節文字之孳乳者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負相待，造字者以爲緐省大例。」凡是同一語根同一意義，由於時間地域之不同，而造出不同形體的文字，它們之間相互溝通，便是轉注；至於因爲同音多同義，紀錄語言時，對於未曾造出文字的語詞，不得不用已造出的同音字代替，這就是假借。所以轉注是溝通文字的重複；假借是補救文字的不足。轉注與假借是「造字者繁省大例」，轉注與假借的區別，正在於「繁」「省」的不同。
在本質上，六書並不是中國文字專有的，而是先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造字與用字的原則。我們知道，世界最古的文字是：中國文字、埃及文字、美索伯達米亞文字。他們最初制字的方法，大體上相似。例如埃及文字，「日」畫個「𓇳」，「花」畫個「𓆼」，「蟲」畫個「𓆣」；美索文字，「山」畫個「𒆳」，「魚」畫個「 𒆨」：西方學者把這一類字都叫做pictogaphs，可說與六書中的「象形」相當。又如埃及文字，有「𓁌」指「走」，有「𓅯」指「飛」；美索文字，有「𒆵」指「女」，有「𒉾」指「說」：這種造字方法，可說與六書中的「指事」相當。再如埃及文字，有「𓂙」，从人持槳，是「划」的意思，有「𓁿」，从目垂淚，是「哭」的意思；美索文字，有「𒎕」，从女在山，是「奴」的意思，有「𒁶」，从首就食，是「吃」的意思：這種造字方法，可說與六書中的「會意」相當。指事和會意雖有獨體合體之別，卻都是表示抽象意念的，西方學者把他們合爲一類，叫作ideographs。還有，埃及文字和美索文字，遇到一些不好畫或根本無法畫的意念，就在已有的字體中借用音同或音近的字體來代替，西方學者稱爲phonographs，這種用字方法，有點像六書中「本無其字依聲託事」的「假借」。埃及和美索初民們，爲了避免因假借而起的誤會，有時候在phonograph的前面或後面，附加一個表形義的字，叫作determinative或classifier，使那個字容易辨認。這種由形符determinative或classifier加上聲符phonograph的字，正好與我國六書中「形聲」相當。至於轉注，原是同音同義而異形文字間的互釋，埃及文宇，日可畫作「𓇳」，也可畫作「𓊗」，還可畫作「𓈍」，「𓇳，𓊗也」「𓊗，𓈍也」「𓈍，𓇳也」，這便是轉注之法了。由此看來，六書可說是初民制字的共同原則了。
至於爲什麼埃及和美索文字走上表音的道路，而中國文字卻始終保持着六書的原則？這必須從埃及和美索語言跟中國語言的不同處加以比較說明。我們知道：埃及和美索語言在語法上富形式變化，而所有表示語法關係與語法變化的字，都是根本無形可象的，只能假借同音的字來代替；所以埃及和美索文字假借的情形遠比中國文字爲廣泛。恰好埃及和美索語言又是多音節的，縱使大量假借同音的字，在字音上混淆的程度仍不太嚴重。於是，由借音逐漸發展，終於變成了音節文字。中國語言是孤立語，很少用語法成分，假借的要求自然就少。而且中國語言又是單音節的，不能避免地有許多同音、異義的單詞。這些同音異義的單詞，在說話的時候，由於表情、姿勢和當時情境的配合，尚不至於讓聽的人發生誤會；可是形於文字，卻必須在聲符之外添加形符以表示其類別，方能使意義確定，不生誤會。舉例來說：「靑」是一種美好悅目的顏色，古人常假借「靑」聲來表示許多美好的事物。爲了避免混淆，美好的白天，於「靑」聲之外加上形符「日」以示「晴」；美好的淨水，於「靑」聲之外加上形符「水」以示「淸」水；推而廣之，而有：「凊」「菁」「精」「倩」「婧」「睛」「情」「精」「靖」「請」等形聲字，一方面假借「靑」音以表美好；一方面从形符「巜」「艸」「米」等以示類別，意義就更確定了。所以中國文字就不能往拼音文字方面發展，而必須走上形聲的道路，並保持着六書的系統了。這一點，瑞典有名的漢學家高本漢看得很清楚，因此，他在《中國語與中國文》一書便肯定表示：「中國人如不願廢棄此種特別文字，決非笨拙頑固之保守。中國文字與中國語言情形，非常適合。故中國文字爲中國必不可少者。」而我們學習中國文字，如由六書着手，明其條理，就不必字字強記，而收事半功倍之效了。
關於六書的數量，這裏要附帶提一提。在甲骨文已認得的千餘字中，象形約占五百多字，指事約占十字，會意約有百字，形聲約有三百五十字；而且有十多字已用了假借的方法。到了漢代，說文解字所列九千三百五十三個文字中，象形只有三百六十四，指事只有一百二十五，會意一千一百六十七，形聲七千六百九十七。從甲骨和說文六書數量的比較中，我們不難了解，中國制字由象形走上形聲的趨勢了。
——選自《文字學概說》，林尹 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