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引论
以厦门话为代表的闽南方言在语音上有一个特点：有浊音声母[b g]，而且分别来自于古次浊声母明、微母和疑母，而不是来自于古全浊声母並、群母(周长楫1996，1998)。另外还有一个[l]声母，一般认为它的音色接近[d]，有时介乎[l]和[d]之间(罗常培1930；杨秀芳1991；竺家宁1999)。它也是来自古次浊声母泥、来、日母，而不是来自于古全浊声母定母。厦门话同时有鼻音声母，但从音位对立的角度看，厦门话的[b I g]与其相应的鼻音声母[m n ŋ]处于互补分布，也就是说，可以归并为同一音位，其中[b l g]只出现在口元音前，[m n ŋ]只出现在鼻化元音前。
自高本汉(Karlgren 1915-1926)以来，学术界记录闽南方言时一般都把这三个音直接记为[b l(d) g]。高本汉明确指出：闽南话中的明母是[b]，与山西方言如文水、平阳(今临汾)、兴县等地读为鼻冠音[mb]是不同的。罗常培(1930:5-6)对厦门话的[b]等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认为也是浊塞音，不过“两唇接触很轻，破裂的力量很弱，比英文的b音软的多。听得忽略往往有跟[m]音混淆的危险”。但也有不少学者指出闽南话的这类浊塞音并不等同于一般的浊塞音，而是带有轻微的鼻冠(prenasalized)色彩，如袁家骅等(1983:239)指出：“b-g-发音部位接触轻，破裂弱，柔软类似鼻音”；董同龢等(1967:6)也指出这类音“是软的浊塞音，并且略带鼻音性”；张振兴(1983:7)则明确指出[b d g]的前头总是带有一个轻微的鼻音成分，不过他认为这个鼻音成分是不带声的，如果用严式标音应分别写作[mb nd ŋg]。
从上文所述学者们的听感描写中，可以得到一个印象，就是厦门话的[b g l]声母与普通的浊塞音声母有所不同。但究竟是怎样的不同？塞音前有没有鼻音？[l]究竟是流音还是塞音？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语音学的角度分析它们的声学特性。
据我们所掌握的文献，除了Chan(1987)提供过几张零星的语图外，对厦门话[b I g]声母没有任何其它的语音学上的研究。本文系统地分析厦门话[b l g]声母的声学特性，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一些相关的语音、历史演变等方面的问题。所用的语音材料来自周长楫(1996)中的录音，语料分析在KAY公司的CSL4300B型语音分析软件上进行。
贰 [b g]声母的声学特性
下面我们先来看[b g]的声学特征。
从我们所检视的厦门话[b g]声母来看，绝大多数的样本中都可以看到塞音除阻之前有一段鼻音存在，也就是说，厦门话的[b g]实际上是鼻冠音[ᵐb ᵑg]，其成阻和持阻阶段是鼻音，但其除阻阶段是口腔爆破(oral release)，产生一同部位的浊塞音。上面图一所示是厦门话的[b g]后接口元音开音节韵母时的例子，图二所示是[b g]后接口元音和塞音组合韵母时的例子，下面图三所示是[b g]后接口元音和鼻音组合韵母时的例子：
从图一至图三的例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塞音[b g]爆破之前的同部位鼻音。塞音前的冠鼻音除了鼻音低杠(nasal murmur)之外，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其自身的共振峰模式，其中在高频区以2400HZ至3000HZ之间区域的能量最为明显，也就是后接元音的第三共振峰附近位置。鼻音的长度在80至130多毫秒左右。
图四是一个普通的浊塞音，来自吴语温州话(关于温州话的浊塞音情况参见胡方2001)。与图一至三中厦门话鼻冠音声母比较，我们可以发现：首先，普通的浊塞音在爆破之前能量较低，而鼻冠音则在除阻之前有较高的能量，这不仅反映在两者声波图的振幅大小上，也可以在宽带语图上看到不同。普通浊塞音的浊音杠(voicing bar)颜色较淡，显示能量较低，鼻冠音声母的鼻音低杠则颜色较深，显示在低频区拥有较多的能量。其次，普通的浊塞音一般在高频区没有能量，而鼻冠音由于在持阻阶段部分气流可以从鼻腔出来，所以有自己的共振峰模式，在高频区固定的位置有能量存在。最后，普通浊塞音在爆破一刹那由于口腔内气压积聚得比鼻冠音声母的大，因此在语图上拥有更明显的冲直条，而鼻冠音则相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学者认为闽南话的“浊塞音”在听感上比较“软”的主要原因。
图五是厦门话普通鼻音声母[m ŋ]的例子，可与图一比较。相同之处是两者都在低频区拥有很多能量，即鼻音低杠，而且有自身的共振峰模式，在高频区也拥有一定的能量。不同之处是：1)普通鼻音的共振峰模式比鼻冠音声母的更清晰；2)由于鼻冠音声母在除阻时有口腔爆破，因此会在语图上留下冲直条，图一中以[ᵑgɔ]较为清楚；3)普通鼻音后面的元音受鼻音的反共振峰的影响更为明显，如[m]对后接元音第一共振峰的影响，[ŋ]对后接元音第三共振峰的影响，在图五中都更为明显。4)最后一项区别可以从图六中的普通鼻音和鼻冠音声母音节的能量图上观察到，鼻冠音声母有口腔爆破，因此在除阻前需要积聚足够的口腔内气压，因此在能量图上可以看到有急剧的能量下降，幅度在20dB左右，而普通鼻音在元音开始前则没有这么明显的能量下降现象出现。
我们还测量了厦门话中普通鼻音和鼻冠音声母的音长，结果见表一，其中鼻冠音的音长只计算其在除阻前的闭塞段时间：
从表中可以看到，普通鼻音和鼻冠音声母之间的音长区别并不大。虽然[m]比[ᵐb]长了35毫秒，但由于前者的标准差较大，而且受样本数小的限制，因此很难说这样的差别具有显著性。
叁 [l]声母的声学特性
从《音档》的语音材料看，大部分[l]声母实际上是鼻冠声母[ⁿd]。图七所示是此声母后接口元音开音节韵母、口元音与塞音组合韵母、口元音与鼻音组合韵母的例子：
从声波图和宽带语图上看，所谓的流音声母[l]实际上是前面带有鼻音、除阻时有口腔爆破的鼻冠音，情况与前文所述的[ᵐb ᵑg]大体相同。同样，我们也测量了鼻冠音声母[ⁿd]和普通鼻音声母[n]的音长，结果也近似，具体如表二所示。
肆 试论[ᵐb ⁿd ᵑg]声母的来源、形成与发展
从历史的角度看，厦门话的鼻冠声母[ᵐb ⁿd ᵑg]来自于古鼻音声母，即：[ᵐb ⁿd ᵑg] < [*m *n *ŋ]。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可以从共时的分析中寻找答案。前文我们提过，厦门话的鼻冠音声母只出现在口元音前，而一般的鼻音声母则只出现在鼻化元音前。如果我们假设有一个较早期的阶段，鼻音不仅可以拼鼻化元音、也可以拼口元音，那么，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后面的口元音使前面的鼻音提前调整发音动作，在除阻时使用口腔爆破。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逆同化(anticipatory assimilation)音变现象，也就是说，元音的[+口腔(oral)]特征同化了前面的鼻音，使之也具有了[+口腔]特征。但应该指出的是：厦门话鼻音演变是部分同化(partial assimilation)的个案，因为只是鼻音的除阻处被同化了，使之具有了口腔爆破的特点，持阻阶段并未完全同化。从理论上讲，这种部分同化是可能逐渐发展的，也就是说，一开始是只同化除阻处，然后可以渐渐地同化部分持阻阶段，最后完全同化整个鼻音，那么，原来的鼻音就变成了真正的浊塞音了。如果我们把只同化除阻处看作整个同化过程的第一阶段，把同化除阻处及前面部分持阻部分看作第二阶段，把完全同化看作第三阶段，那么，厦门方言基本上是处于第二阶段，并正在朝第三阶段方向发展。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首先，厦门方言本身没有浊塞音，这就为鼻冠音声母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因为就算鼻冠音声母完全变成了浊塞音也不会造成音位合并。其次，从实际情况看，认为闽南话正在往第三阶段发展也是有证据的。在闽南话地区做过田野调查的学者大多会有这样的体会：鼻冠音声母的字，如果发音人读得随便一点，鼻音色彩就不会很明显，有时甚至听不到，但你如果再让他读得仔细一点，鼻音色彩往往就又很明显了；当鼻冠音声母出现在单字或者多音节词的前字位置时，鼻音色彩会明显一点，当鼻冠音声母出现在多音节词的音节间位置时，鼻音色彩就容易变得不明显；还有可能的情况就是，一个发音人的鼻冠音声母的鼻音色彩明显一点，另一个发音人的就可能不那么明显，往往年纪大的明显一点，年纪轻的不那么明显。本文研究用的是《音档》
里的录音，发音人年纪比较大，录音比较正式，可以说，发音人用的是一种很正式的语体，因此在单字里，鼻冠音的鼻音成分大多保留得很好。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在鼻音成分与后面的元音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由于阻塞造成的停顿，也就是，发音人将[ᵑg]发成了[ᵍk]，见图八中的“月”字。但是，即使是如此正规的场合，还是有少数鼻冠音中的鼻音成分不是很明显，见图八中的“难”字。另比较图九中鼻冠音声母字“味”[ᵐbi]与普通鼻音声母字“面（面食）”[mi]在音节间位置时的区别，就会发现：音节间的鼻冠音往往变得接近一般浊塞音，而普通鼻音还是保留鼻音的特点。
上面我们提出了鼻音被其后接的口元音同化可能出现的三阶段假设，指出厦门话正处于第二阶段，并在向第三阶段发展。那么，有没有第一阶段的例子呢？我们认为，第一阶段的典型例子就是有所谓的“后塞鼻音”(post-stopped nasals)的语言。“后塞鼻音”这个概念是赵元任先生的发明，他分别指出在粤语中山方言和台山方言中的鼻音带有口腔除阻的特征，是“后塞鼻音”(赵元任1948，1951)。Chan(1987)进一步检视了这种现象在汉语方言中的分布情况，并对中山和开平粤语的后塞鼻音进行了一些语音学上的分析，指出了后塞鼻音在声学特性上和鼻冠音之间的一些不同之处。不过，Maddieson & Ladefoged(1993)和Ladefoged & Maddieson(1996)对这种区分保持怀疑，因为证据并不十分充分，也没有人做过系统的对比研究。我们在这里想指出的是，所谓的“后塞鼻音”只是鼻音塞化、或称“去鼻音化”(denasalization)过程中的最初阶段，在鼻音塞化的开始阶段，往往仅在除阻处具有口腔的特征，而其前面的持阻部分则完全保留鼻音特征。在厦门话中，也是有这种第一阶段的现象存在的，比如[nŋ̍]“两”应该是个普通鼻音开首的音节，但在声母和作为韵母核心的舌根鼻音之间增生了一个过渡的央元音。前面提过，在厦门话里，口元音会使前面的鼻音塞化，声母[n]实际上就有了一个口腔除阻的特征，这样的音也就是所谓的“后塞鼻音”，按赵元任的记音法，可以记为[nᵈ]。因此，厦门话的“两”可以记为[nᵈᵊŋ]。参见图十。
至此，我们对厦门话鼻冠音的来源、形成、以及可能的发展作了一些讨论。在厦门话中，鼻冠音声母和鼻音声母是没有对立的，但在潮州地区的闽南话中两者是有对立的，如揭阳“蜜”[bak]≠“目”[mak](参见董同稣1958)。厦门方言的鼻音和鼻冠音声母之间会不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对立，关键要看鼻音声母后面单元音的鼻化特征会不会消失。另外，关于厦门话鼻冠音何时产生的问题，牵涉到与其他方言的关系。从目前的文献资料看，鼻音带有塞音特征的方言主要有：晋语、客家话(Hashimoto，1973；庄初生、严修鸿，私人讨论)、粤语和闽南话。另外相关的就是一些鼻音声母字在日译吴音和汉音中有不同读音的现象。不同材料中的鼻音的这个相同的特征有共同的来源呢，还是各自独立发展的结果？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从本文所分析的厦门话鼻冠音产生的机制来看，答案偏向于鼻音带塞音特征是后起的、是各个方言自身独立发展的结果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