喃字（越南語：Chữ Nôm／𡨸喃 ‧ 𡦂喃 ‧ 字喃?，發音：[t͡ɕɨ˦ˀ˥ nom˧˧]），或稱為「字喃」，是一種過去在越南通行，以漢字為素材，運用形聲、會意、假借等造字方式來表達越南語的文字，其在越南古代文字系統中的地位和作用與朝鮮諺文、日語假名相同，都被用來表示本民族原生詞彙，而漢字則用來表示從古漢語中引入的漢字詞。
喃字是在漢字的基礎上，在10世紀至20世紀初形成發展起來的。在這段時間裡，喃字是記錄民族歷史、文化的媒介。
京族人創造喃字，用來為越語、岱依語和瑤語記音，造成越喃字（喃字）、岱喃字、瑤喃字（瑶喃字）。起初，喃字常用來記錄人名、地名，後來逐漸普及，進入國家的文化生活。14世紀胡朝、18世紀西山朝年間，出現了在行政文書中用喃字的傾向。單就越南文學領域而言，喃字對於營造延續多世紀的輝煌文學起到了特別重要作用。
喃字的構字大部分爲一個漢字表音，一個字表意而組合在一起。如「𡨸（左「宁」右「字」）」，就是一個形聲字，借漢字「宁」（漢越音：trữ，對應ㄓㄨˋ）表音，借漢字「字」表意而合成在一起。
喃字寫法沒有官方層面的標準，通常一個國語字對應幾個喃字，如「Chữ」就有「𡨸」、「𫳘」或「𡦂」三類常用寫法，此外直接訓用漢字「字」的寫法也有較多用例。
「喃字（Chữ Nôm／𡨸喃）」是用於書寫越南語的語素文字。它以漢字為基礎，為適應越南語言增加了大量的新字元。早期也被稱為「Chữ Nam／𡨸南」或「Quốc Âm／國音」。
越南語中稱漢字為「chữ Hán／𡨸漢」、「Hán tự／漢字」或「chữ nho／字儒」。稱文言文為「Hán văn／漢文」。
「漢喃（Hán Nôm／漢喃）」一詞指的是越南全體前現代書面材料，可用漢字、喃字，也可漢喃並現。典型例子如翻譯中醫學典籍。佛教歷史《古州法文佛本行語錄》（1752）以漢喃混書介紹了越南佛教早期發展史。耶穌會會士梅烏里哥（1605–1656）也曾使用平行的漢喃文字。習慣上也有使用喃字指代漢喃文的情況。
「國語字（chữ Quốc ngữ／𡨸國語）」指目前使用的越南語字母。
漢字是在公元前111年漢朝征服越南後傳入的。938年北屬時期結束，越南獲得獨立，1010年官方採用文言文為書面語。直到20世紀初長達900年的時間裡，越南的正式文書和大部分文學作品與同時代的中國、朝鮮、日本文言文作品並無顯著差別。
因此，越南知識分子非常熟悉漢字。為記錄其母語，越南知識分子運用漢字的結構原理來構造喃字。這種新文字主要用於記錄民歌和其他流行文學。在越南歷史上，喃字只有兩段時間得到官方地位，分別是胡一元執政簒奪陳朝的期間，以及西山朝阮光平執政期間。這兩段時期政府會在公文書信裡使用喃字。在其他時期，政府高官主要都是使用漢字、漢文（文言文），並不推崇喃字，因此在歷史上喃字的寫法一直沒有得到規格化並固定下來。不同於李氏朝鮮對於諺文的官方推廣，喃字的應用在官方層面上就不具優勢。其次，在民間，文化較低的人亦未必有機會學習喃字。
使用漢字來記錄越南語的記載可以追溯到中唐時期。《大越史記全書》中記載「唐貞元七年（791年）子安尊馮興為布蓋大王」（大越史記全書，外紀，卷五頁六）。其中反唐義軍領袖馮興的稱號「布蓋」兩字用中古漢語讀音近似表示越南語短語「vua cái（大王）」或「bố cái（（人民的）父母）」，可以視作一種假借用法。此外，《大越史記全書》中又記載「丁先皇帝即位，建國號大瞿越」（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一）。從上述「布蓋大王」的構成可推測，「布蓋」本身已有「大王」意，但於其後又復加「大王」稱呼，可知當時的命名可能有採用「純越詞+同義漢越詞」這一形式的傾向。而且越南語現存「cồ」一詞雖已不常用，但在部分詞中仍能知曉其義即「大」，如「gà cồ」一詞意即爲「大雞」，而《康熙字典》中「瞿」也並無「大」之義。因此，丁先皇時「大瞿越」國號中的「瞿」也是假借字，整個國號的構成即爲「大（用漢字書寫的漢越詞）」+「大（用漢字書寫的純越詞，可視作廣義上的假借漢字類喃字）」+「越」。
上述只是使用漢字記錄越南語的記載，雖可追溯至八世紀，但現存最古老的喃字銘文則是河內麊泠縣塔廟村報恩寺刻於1210年的《報恩禪寺碑記》，其上列出以喃字書寫的21個人名和村落名。另一塊碑文位於寧平省護城山（1343），列出20個村落名。
陳仁宗（1278–1293在位）時期曾使用喃字來向平民傳達詔諭等。第一部越南語文學作品據傳由刑部尚書阮詮於1282年創作，是編排成詩行的咒語，被扔進紅河以驅趕一條兇猛的鱷魚。陳朝時期使用喃字的文獻還有四首喃字詩（在1805年時輯錄刊行），其中兩首由陳仁宗所作，另兩首分別為玄光和莫挺之所作。另外，以漢喃文寫就的《佛說大報父母恩重經》因避「利」字諱，一般推測其誕生於1430年前後黎利在位時期（1428–1433）。但根據與陳朝詩歌互相對照的古舊特徵，一些學者認為其早期原作可能早在12世紀就已成型。
胡朝（1400－1407）不鼓勵文言文，而採用喃字寫就的越南白話文，喃字成為官方文字。胡季犛甚至下令將《尚書》譯作喃字，並在《明道》一文中推動對儒家思想的重新解釋。但隨著胡朝衰落和明朝征服，這段時期喃字的官方使用不過曇花一現。隨後的安南屬明時期，喃字印刷雕版、文字和大量銘文遭到浩劫，因此現存的大部分喃字文字基本都為這一時期以後的材料。
15－19世紀，這一時期創作喃字文學作品的代表性人物有阮廌（1380－1442）。隨時間推移，喃字文學不斷豐富，對該文字本身的學術性匯編也不斷增加。一般認為，黎神宗的妃子鄭氏玉竹是《指南玉音解義》的作者。該書編篡於15－18世紀（最可能是1641或1761年），是一部2.4萬字的漢喃雙語詞典。
雖然直到20世紀初，幾乎所有官方著作和文獻都仍用文言文書寫，喃字仍是文化精英們文學創作的首選文字。19世紀阮朝期間是喃字的黃金時代，喃字成為了從小說到戲劇作品和教科書等各種類型文學作品的載體。雖然在明命（1820－1840）年間，越南文學遭查禁，以阮攸《金雲翹傳》、胡春香的詩作等為代表的喃字白話文學仍使越南文學展現出蓬勃活力。雖然在前現代越南，識字率只有3%至5%，但幾乎每個村都有能為其他村民朗讀喃字的人。喃文作品得以在鄉村中口頭流傳，因此即使是文盲也能接觸到這些作品。
直到19世紀末，喃字一直是越南天主教文學的主流文字。1838年，顧自（Jean-Louis Taberd）編篡了一部喃文詞典，是較為權威的一本喃字字典。
天主教改革派學者阮長祚曾向嗣德帝進諫，建議在政府和社會等領域進行改革，但都未能成功。其奏章《濟急八條》（1867年）包括了關於教育的建議，其中有一節題為《請寬容國音》。他提出用一種基於漢字的文字來代替文言文以書寫越南語。他稱之為「國音漢字（Quốc âm Hán tự／國音漢字）」，將其視作一種新創文字，未有提及喃字。
在法國的殖民與保護國統治時期，19世紀末的南圻和20世紀初的北圻與中圻，漢字和喃字的地位開始下降。國語字受到殖民政府通過法國頒布的法令保護，目的是取代漢字和喃字，使越南語在文字上與法語一致，從而推廣法語並便於殖民統治。最後一次鄉試於1864年在南圻舉行，在北圻則是1915年，在中圻為1918年，最後一次會試則於1919年舉辦。同時期其他亞洲國家的語言文字改革運動也激發了越南人對國家文字問題的思考。1905年日俄戰爭後，越南知識分子越發將日本視作現代化的典範，儒家的教育體系與日本的公共教育體系相比顯得極其落後。根據作家、革命家潘周楨認為所謂的儒家學者缺乏現代世界的知識，並且對漢語文學的也未能真正理解，這些人的地位除了證明其會寫字以外別無他用。潘周楨於1907年在河內創辦了東京義塾（Tonkin Free School），旨在改革越南社會。該學校提倡放棄儒家思想，採納西方和日本的新思想。其推廣使用國語字來書寫越南語，取代文言文，並且出版使用國語字的教材和報紙，將其作為一種新的教學工具。這一機構未能長期存續，僅僅數個月後便被法國人勒令關閉，相關人士被逮捕，出版物也被禁止，但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在一定程度上，漢字在法國殖民統治時期仍繼續被教授。總督府於1917年頒布的《學政總規》（Règlement général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規定，小學階段每周教授漢字1.5小時，同時在高年級（相當於小學四、五年級）每周教授至少12小時的法語。在中學階段，每周教授3小時的國語課程（包括漢字和國語字），而法語與法國歷史的課程則為每周12小時。
除了由陳仲金等人編寫、首次出版於1923年或1926年的《國語文教科書》之外，東法教育署還組織並廣泛使用了由黎敕和阮厲芝編寫的《漢文新教科書》，該書於1928年首次出版，並被廣泛使用直到1949年之前。
在南方地區，越南共和國教育規定在初中階段教授漢字。而在北方地區，越南民主共和國沒有將教授漢字和喃字作為教育重點，但在某些時期仍使用漢字和喃字（例如，越南民主共和國流通貨幣上印有漢字）。國家統一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普通教育課程中未教授漢字和喃字。
漢文的衰落也導致了喃字的衰落，因為兩者密切相關。一戰後，喃字隨著國語字的流行而衰落。Georges Cordier在193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基於1925年一次演講）估計，約有70%的人懂得國語字，20%的人懂得喃字，10%懂得漢文。到了1930年代末，喃字的識字率已下降到5%–20%間。而到了1953年，越南國語字的識字率則上升到了70%。
中國京族是16世紀從越南移民到廣西東興市的越南人後裔，通用粵語方言及京語，在祭祀儀式上仍使用喃字書寫的歌本和經文。此外，在當地部分民族學校教學中也使用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