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從享保到寬保（1716-1743）年間，歷經20多年，日本《韻鏡》學者由注重傳承張麟之「韻例」之舊說，發展為重視「重構」《韻鏡》「原理」的探究，被人們稱之為呈現了《韻鏡》研究黎明曙光之大業。在這個「重構」《韻鏡》原理時代，學術貢獻最大者莫過於河野通清。有人將河野通清《韻鏡》學研究稱之為當時《韻鏡》學術領域的「獨舞之台」（三澤諄治郎，1956：13），這就表明，他具有特立獨行的學術品格和學術思維模式，亦可見其在當時的《韻鏡》研究舞台上，已經獨樹一幟，成績突出，地位十分顯赫。

對河野通清的《韻鏡》研究，不應當孤立地局限在《韻鑑古義標注》這樣一本文獻具體原理的發掘上，而應該從河野通清現存的，包括《韻鑒古義標注》及《韻鑒古義標注補遺》、《字彙卷末解》等與《韻鏡》研究相關文獻整體上去綜合考察，如此，才會全面而系統地認識河野通清《韻鏡》理論的性質。通過研究，我們認為，河野通清的《韻鏡》研究，存在著一個事實上具有「廣義《韻鏡》學」理論的意識。

我們這裡所說的「廣義《韻鏡》學」意識，指的是日本學者河野通清《韻鏡》研究，已經走出狹義的圍繞《韻鏡》文獻本身思考《韻鏡》問題範疇，而是進入到超越《韻鏡》文獻本身視野範疇，達到更為廣闊的漢語語音史學術視野的境地。他利用更多的文獻，思考與《韻鏡》相關，但更為明晰的漢語語音史理論問題，從而具有了明顯的「廣義《韻鏡》學」意識。

在談日本學者河野通清「廣義《韻鏡》學」意識之前，我們又必要瞭解一下河野通清本人及其著述的基本情況。

就目前來看，學術界掌握的日本學者河野通清本人及其著述線索還很有限。福永靜哉《近世韻鏡研究史》（1992：738）提到，《韻鑑古義》「補遺」末尾刊記：「漣窩河野齋通清書」。其弟子永田采女《改點韻鏡》（1743）序文述及其師姓名及籍貫等情況時說：「先生姓河野，名通清，字子龍，號曰漣窩，泉南界浦產也。」福永靜哉解釋說：「泉州或者是泉南之界浦，即出生於今日大阪府堺市之浦。」而其僧號則稱之為「沙門叡龍」。河野通清則是其還俗之後姓名。他具體出生卒年月日也不大清楚，我們推測，當生於17世紀6-70年代，卒於18世紀3、40年代。

關於河野通清著述，《韻鑑古義標注補遺》列舉河野通清的著作目錄，稱之為「漣窩先生述作之書目」。福永靜哉《近世韻鏡研究史》有所提及（1992：739）。這個書目，與河野通清《字彙卷末解》末頁所收「界浦先生述作之書目」大體一致。《字彙卷末解》「界浦先生述作之書目」是：《御覽韻鑑古義標注》二卷，先生初為浮屠氏，故撰號與今不同；《字彙卷末解》二卷；《韻學津梁》二卷，漣窩藏版；《應師眾經音義韻譜》十卷，未翻刻；《玉篇指南略釋》，一卷，同（未翻刻）；《切韻指南標注》一卷，同；《經緯玉露》二卷，同；《韻鑑佩觽》一卷，同；《顧氏玉篇韻譜》五卷，同。「《韻鑑古義標注補遺》增加了《七音略輯釋》二卷；《切韻司南大義》二卷。但沒有《切韻指南標注》、《韻鑑佩觽》。《七音略輯釋》二卷是增加的沒有異議，但《切韻司南大義》是否為《切韻指南標注》尚需考證。《韻鑑古義標注補遺》後出《字彙卷末解》十年，出現這種書目變動情形也是正常的。

在這些著作中，《韻鑑古義標注》、《韻鑑古義標注補遺》、《字彙卷末解》最能代表河野通清的《韻鏡》學思想，他們之間不是孤立的各自存在，而是有關聯的一個有機整體，所以，我們在對它們分別進行探討的同時，也把它們作為一個整體系列進行研究，以期求得其「廣義《韻鏡》學」意識之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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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韻論叢‧第二十七輯》，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