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献初:《释文》音切的价值

2.1《释文》音切在训诂学和读经方面有重要价值

《释文》是一部因音辨义的音义书,其音切对”文字音训”做到了“古今并录”而”训义兼辨”。有用于辨明假借的音切1650次,有直接辨析字形的音切870次,还有近八千条异文多数是与音切相关的,这些都是以字形辨析为主(包括纠正字形讹误)来疏通文意的训诂。在37022次标注同音、异音的音切中,不少都是注音显义的,尤其是“音”中标音示源的更多,这是从音义同源的角度来显示词义的训诂。而31261次音变构词包含由此所形成的1576次古今字,都是辨音析义的,这是从词的音义派生分化角度来辨音定义的训诂。所以说,《释文》的音切材料对于汉语训诂学的语义研究有重要价值。

《释文》依经注顺序摘字为音,用注音的方法来说义,即借所注音切来读通经注文意,对象是“本示童蒙”,宗旨是“务从易识”,因而”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括其枢要”而“经注毕详”,在指导读经方面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参考书,正如林燾所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把这部书看成是按经注原文顺序安排的古代读经字典”。《释文》所注音切绝大多数是释词义、辨字形的,也有少数用于析句读和定校勘,还有2003条无音的纯义训注项,都是直接训释字的形义而为读经服务的,《释文》纯义训注项原本很多,后人(如宋陈鄂等)删去不少,音义兼载的往往存音去义,罗常培说:”唐宋两代之改窜释文,系于文字训释者为多,涉及音韵系统者殊尠,偶有增益之音切,类多复见习见,绝少超轶原书音系以外者。“这都说明《释文》的确是音注与义训并重的。

清全祖望在《集外编》卷三十九中说:”德明《释文》,力存古儒笺注,未可忽也”,《释文》是传统传注的发展,它“存古儒笺注”不是抄存,而是用音注来与传注相配合而音义互足。编排体例上两者同序同步,易于经、注、释文三相参照,以利读者较快地读懂文句,故历代《释文》音注多散附于经传注疏之后,可看出它与经注的密切关系。古人作传注多不注音,释文为难僻字遍注音读,大大方便了读经者。《释文》与传注配合,省了许多笔墨,读传注可参考《释文》音,读《释文》可借“出注、依注”参考传注的义训,对照传注的义训可知《释文》音注之由来和作用,对照《释文》的音注则能更好地理解传注义训之深意。如此种种,足以说明《释文》在读经通注上的重要价值。

2.2《释文》音切在音韵学研究上有多重价值

《释文》注音是即义定音、音随义转的,主观上没有设定一个整齐的音读系统。但它客观上集汉魏六朝以至隋代音注之大成,但凡文字音训中的“今古不同、众家别读、方言差别”,只要”苟有所取”,就”靡不毕书”。加上陆德明在“示传闻见”、“示博异闻”的同时,对所录音切“加斟酌”、”定紕谬”而”皆辨析之”,“括其枢要”使之“质而不野,繁而非芜”,要达到“传一家之学”的目的,因而选“会理合时”的一读“标之于首”,实际上是根据文意的需要对这些音切做了一定的整理、比较和选择工作。基于这些,《释文》所录存的巨量音切在汉语音韵学研究上就具有特殊意义和多重价值。

2.2.1录存“众家别读”,是语音资料的宝库

《释文》号称引录前人音切230余家,如仅《周易音义》所引注音者在《序录・注解传述人》中提及的就有38家之多。实际上还不止此数,如《毛诗•周南•葛覃》”薄污我私”郑玄笺:”烦,烦撋之用功深”(277a),《释文》:”烦撋:诸诠之音而专反,何胤、沈重皆而纯反,阮孝绪《字略》云:烦撋,犹捼莎也;捼音奴禾反;莎音素禾反”(54-28),《序录•注解传述人》未载诸诠之、何胤,而《释文》正文引录诸诠之音5次(《毛诗》2、《庄子》1、《尔雅》2),仅在《毛诗》中引录何胤音就达23次。

《释文》所引录的前人音注文献多已亡佚,其中一部分连《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未见载录,黄焯先生云:”季刚先生说过‘陆德明选本极精,其识解过于孔颖达'”,则《释文》所保存的音切资料就更是弥足珍贵了。钱玄同谓:六朝韵书“今无存者,不知其分韵分纽与后来之《广韵》异同如何。今据以考见此期字音之反切者,唯陆德明之《经典释文》而已”。目前对《释文》所录诸家音中的某些家作了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离全面、系统的研究还距离较远,这个丰富的语音资料宝库还有待进一步开发。如能把《释文》所录存的诸家音切的真实面貌离析清楚,能为他们建立起各自准确的读音系统,无疑对汉语音韵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2.2.2所录音切有利于语音个案、各语音层面和音韵发展史研究

如前文分析所示,一个字头下备列古今、师承、方国之音的不同读法,不但对准确理解被注字的句中意义有利,而且对汉语的语音个案研究十分有利,能借以比较、分析某字的读音在共时、历时层面上的变化轨迹及语音与形变、义变的各种关系。

如前文所做的那样,离析叠置在《释文》所注字头下众多音切的复杂层次,按各自所属的层次分类聚合,其类聚数据就会显示出不同时段、不同角度的语音层面来。钱大昕主要就是利用《释文》所录存的不同时期的读书音作比较,从而推定”古无轻唇”、“古无舌上”的上古声母特点的。

陆德明没有主观上设定一个代表当时某地口语的音系,但他在《释文》中贯穿了一个”会理合时”的文献读书音层面,经过对《释文》音切的离析与聚合,显示出”如字”(作首音、作又音)和未标主名的首音是这个读书音层面的主体。这类音切《切韵》基本上都收录了,我们同意《切韵》音系有古今南北杂凑的性质,如钱玄同所说”《广韵》之音,兼赅古今南北”,而且反映的是读书音系统,则陆德明作为施注音读标准的这个文献读书音层面与《切韵》音系相去不远,不同的主要有:声母方面陆德明所用的读书音系统是轻重唇不分、舌头舌上混用、喻三与匣母合用、从邪两母常混用、神禅两母常混用,韵部方面支脂之(以平赅上去)不分、东与冬混用等等。这个层面的这些特点诸家研究的结论大致相似,本书在相关章节中也排列了一些数据和例证予以支持。由此推及,可以就《释文》和《切韵》的音读系统作对比,从不同角度来离析和研究叠置在《释文》音切中的多种音读层次,借以推进中古音的整体研究。

把对《释文》音切所作的个案研究、分层次研究和对《释文》所存诸家音的研究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汉魏六朝音韵发展史的整体研究,《释文》所录存音切的多时段性和广泛性是足以把中古音韵发展史的研究引向深入的。本书在各章节的音切数据和类目研究中,已显示了不少语音发展规律方面的内容,可以引入音韵发展史研究中来,如:

1)同义异音现象早于音变构词,它可能是音变构词的语音素材储备和诱发音素。”二音、三音”和”二反、三反”就是最典型的同义异音现象,陆德明不加或难加按断,说明古代专用名词的读音不确定性在《释文》中还有体现。2)单字叠音构词法产生很早。变韵构词早于变声、变调构词,常被后来居上的变调构词所取代,《释文》“争、复”等用例还能看到这类历史音变过渡阶段的痕迹。3)同源词的韵变呈现出同向同步趋势,很有趣也很有启发性。4)三声与去声的彼消此长关系很明显,去声的后出和后来居上是非常突出的历史音变现象,留下很多值得研究的语音信息,也许正是变调构词的实际需要促成了汉语四声的完备;清浊声母的相互变换一度极为活跃,也很值得研究。5)“如字”与破读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可以互相转换,如“为、治”的平声一读在《释文》中是”如字”本读,去声是后出的别义破读而被注千百次;发展到现代,“治”只有去声一读而平声在通用语中消失了 ,”为”的去声上升为常用的“如字”读而平声一般只在作词素时才出现。6)用于明假借、辨协韵的音切对研究上古音读有很重要的作用。诸如此类的历史音变素材在《释文》海量的音切数据中有很多,是尚待开发的宝库。

2.3《释文》音切在汉语构词法和词汇、文字发展史研究上有重大价值

《释文》有31261次用于辨析音变构词的音切,占音切总量的44.2%,主要的音切术语中的超高频字头无一例外都是含有音变构词的常用字,这实在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语言现象,迄今为止,还没有其他的任何一部书集中收录这样多的音变构词资料。

清儒多否定汉语存在音变构词现象,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说:”长、深、高、广,俱有去音。⋯⋯此类皆出于六朝经师强生分别,不合于古音。“今人林燾也认为“《经典释文》正是集这种强生分别的大成。⋯⋯问题倒不在于’不合于古音’,而在于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过这种读音”。《释文》录存的这类音变构词音切是海量的,不可能都是六朝经师人为的强生分别,其中还有一部分沿用到现代汉语,或独立成词,或保留在双音词的词素中,也足以证明不都是强生分别。近现代学者对音变构词有像林燾那样否定的,有认为部分是实际读音而部分是六朝经师人为分别的,也有如周祖谟等是较多肯定的,而孙玉文则以自己的研究为基础断言:”汉语变调构词法所构成的每一对词,都是汉语口语的反映,不是经师人为。”我们认为,不敢说都是口语的反映,至少是汉语词汇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客观存在的反映,不会是陆德明的主观臆造,不管是六朝经师还是陆德明,虚构语言事实,臆造成千上万的音变构词用例,那都是令人无法想象的。

我们在前文中多次论证过,汉语双音合成构词法产生以前,单字音变构词法是汉语词汇发展的必然,也是客观的现实存在,也许正是由于辨析经注文献语言中大量涌现的音变构词的需要,才促使传统传注之学发展成为因音辨义的音义之学。对此,黄坤尧有值得我们参考的论述:”音义之学,以标注音读为主。或注出罕见难识之字,审定音切;或考镜语音的源流变化,指出古今方音、众家师说不同的读音;此外,注音在于明义,必须揭示句意,分析句读,辨明假借改读,审定版本异文等;然而更重要的,当时学者往往藉注音建立严密的异读系统,虽然复音词在语言中日渐盛行,但还得利用不同的读音处理传统文献中单音词的语义区别,音义不同,使人听起来不相混淆,这是文字发展落后于语言的时候权宜应变的手段,而异读系统也使我们认识到古人的语法观念及语法结构。可见传注和音义虽同属训诂学的范畴,而音义则是传注进一步的发展,包含了新的内容,反映了语音的变化,表现语义多元的功能,同时也促进学者对经义和语言深入的反思。”是的,随着单字音变构词法被双音合成构词法逐渐取代,音义之学也逐渐式微,这反证了音义之学与音变构词是共生共荣共灭的,《释文》既然是音义之学的集大成者,它聚录音变构词材料最全面最丰富也就不足为怪了。

今天看来,汉语的单字音变构词阶段已经成为历史,但它是汉语词汇发展史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也是汉语语音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中古汉语与上古相比,增加了大量的异读,语音系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应该是音随义变的大量音变构词起了催化剂的作用。《释文》音切最为广泛而完整地记录这个阶段汉语词汇在音义分化上的发展状况:叠音、变声、变韵、变调以及多项共变的;已经分化定型的、正在发生分化的、刚现苗头而尚未全面音变的;形成古今字进行字形分化的、不需要或来不及形成古今字的等等。总之,《释文》音切对研究这一阶段汉语词汇的发展是意义重大的。不仅如此,《释文》录存的早期异读材料还可能保存了上古构词形态的信息,如叠音和变声中可能有复辅音及其分化的痕迹、变韵中可能含有语音内部曲折的痕迹、变调中可能有词尾的增减变化痕迹等等。潘悟云曾简要地提及云:”《经典释文》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异读,其中有些虽然是各种方音的反映,但是更多的是上古形态现象的残留。基于这种认识,通过《经典释文》的异读研究,也许能够开辟一条探索上古汉语形态之谜的途径。”

《释文》音切在一些字头下展示了字形变化的过程:由意义分化推动音变构词,为求书面上的区别,再造新字以别字形,形成”古今字”,如”音”中就有由音变、形变构词所形成的古今字1576组;又如《释文》音切数据能够帮助我们推定”尖、脚、刁”等一批新字产生于中古,一批“飞禽安鸟、水族著鱼”的滥加示类形符的俗字造于中古又很快被淘汰等。这些都说明《释文》音切是研究汉字发展史很有参考价值的材料。

如前文所论,音变构词的海量数据类聚显示不少对语音发展史研究很有价值的材料,如去声变换构词的巨量数据和多种状况对探索去声的来源和四声的发展有很大的例证价值,清浊声母互换构词的活跃性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古全浊声母的性质,音变构词形成的古今字能够帮助我们去探索同源分化的字词中语音的变化方向和轨迹等等。

——选自万献初著《〈经典释文〉音切类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