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释文》是一部因音辨义的训诂书
布龙菲尔德曾说过：“对于意义不加考虑的语音研究是一种抽象的研究。”陆德明撰《经典释文》不是要作抽象的纯语音研究，而是要借注音手段来辨析和确定词在当句中的具体意义，《释文》的注音总是要考虑意义的，总是要落到实处的。徐时仪曾比较说：“《经典释文》以注音为主，‘主要记录旧音，以明音义’（引王力《经典释文反切考》语）。释音详而释义略，仅有注音的词目较多，有的词目仅指出版本异同而已。相较而言《慧琳音义》则比较详细，全书基本上释音与释义并重，有些词的释义比较周详”，所以“在辨字析义上，慧琳的识见可以说似高于陆德明”。在对《释文》所有音切的内容作全面分析之后，可以看出徐说还有待商榷。
《释文》”仅有注音的词目较多“，也不过占52.3%，它们也不像韵书那样只为注音而注音，前人没有留下读音分歧而又易识易懂的常见易读字《释文》是不注音的，这52.3%的直接标注字音有一半是为难认难懂的生僻字注音显义的，另一半是录存前人的不同读音而选择既合文意又很常用即“会理合时”的一读作首音，都是因释义需要而注音的。《释文》表面上显得“释音详而释义略”，一是《释文》音注是附于经注之后而依托于传注的，传注作了义训的《释文》多不重复，标明“出注、依注”则可，两者音义互足；二是《释文》的纯义训条目被后人删去很多，还有许多音义兼训的条目被后人删义而存音。不但《释文》注“音”多是析形辨义，陆德明引录很多前人作的早期反切，它们与训诂的关系相当密切，用反切注音也多是为了释义。《释文》44.2%的音切是辨析音变构词的，因有别义的破读，字在特定文句语境中的意义就需要确定，要“即义定音”，音定则义自明。剩下3.5%的音切是明假借和辨析字形的，更与文意密切相关。数据和用例证明，陆德明著《释文》恰恰是在”辨字析义“上用力多而识见高。
作为音义书的《释文》，对经注文句中被注字的意义进行训释是其根本任务，注音往往就是释义的手段。正如唐顾齐之所谓：”文字之有音义，犹迷方而得路，慧灯而破闇，⋯⋯得其音则义通，义通则理圆，理圆则文无滞，文无滞则千经万论如指诸掌而已矣。“《释文》是典型的音义书，释义通经是其主旨。如沈兼士所言“注音之字，往往示义，而释义之文，亦往往示音”，因音辨义，音义并重，所以才叫“音义书”。
周祖谟给音义书定义云：”音义书专指解释字的读音和意义的书。古人为通读某一部书而摘举其中的单词而注出其读音和字义，这是中国古书特有的一种体例。⋯⋯这种书在传统’小学’著作中独成一类，与字书、韵书、训诂书体例不同，所以一般称为’音义书’，或称‘音书’。“清谢启昆在《小学考•音义》卷四十五论音义书特点时云：“音义为解释群经及子史之书，故诸家著录不收入小学。然其训诂、反切，小学之精义具在于是，实可与专门著述互订得失，且《通俗文》、《声类》之属，世无传本者，散见于各书音义中至多。则音义者，小学之支流也。昔贤通小学以作音义，后世即音义以证小学，好古者必有取焉。”又在卷四十七论《释文》与传统小学之联系时引晁说之语云：“德明因古诸儒音韵之学著为《释文》，惠乎学者深矣。”所论可资参考。
作为音义书的《释文》在释义通经上与训诂书同，在体例上则与训诂书又有差别：随文释义的传注是直接训释词义，很少注音；训诂纂集（如《尔雅》）是把散在传注中的词义训释汇编起来，也很少注音；而《释文》作注形式以注音、辨音为多，往往是因音辨义，音明则义自明。
作为音义书的《释文》与《切韵》等韵书的性质不同：韵书要为当时社会上使用的各类文字遍注反切，清理出有规范意义的读音系统来，着眼点在音；《释文》只为14部有定文本的经注用字注音释义，而且是需要注释和辨析音义的才施注，如”二、门、雪、人、我、多、公、死、受、念、买”等音义易晓又无别义破读的一大批常见易读字就不注音，故《释文》7371个注音字头只占《封氏闻见记》所计《切韵》12158个字头的60.6%，疏通文献书面语的音义是为了读通经注，故因音辨义，着眼点在义。
方孝岳认为《释文》集”书音”之大成：”书音者训诂学，韵书者音韵学。韵书所以备日常语言之用，书音则临文诵读，各有专门。师说不同，则音读随之而异。往往字形为此而音读为彼，其中有关古今对应或假借异文、经师读破等等，就字论音有非当时一般习惯所具有者，皆韵书所不收也。所谓汉师音读不见韵书者多，往往即为此种，而此种实皆训诂之资料。”他认为《释文》与韵书施注不同是由性质不同决定的：”盖经师之音皆训诂学之事，并非字字必音，同于字典。音韵学家乃为实际语言服务。字有当时之音义为一般语文所承用者，韵书即照予著录；而经师之异文改读，往往字音为此而字形为彼，或为后起之另一字，韵书可另录此字，而不可混两字而同之，亦不可以其为古音而乱视听之常。”而《释文》相反，正好是把这些来源复杂的”经师之异文改读”录在字头之下供对比、辨析、选择，正是应用了传统训诂学”比较互证”的方法来辨析和确定合乎文意的读音和词义。
《释文》”摘字为音”的注音辨义方法是对汉魏六朝传注之学的继承和发展，《序录》云”先儒旧音，多不音注。然注既释经，经由注显，若读注不晓，则经义难明”，陆德明强调疏通传注对辨明经义的重要性，所以他“经、注毕详，训、义兼辨”，《释文》给文句中的异读字选定音义时，常标“出注”或”依注”，即以前人传注为依托来注音明义，不结合传注内容，就不知道或不能准确理解陆德明为某字注某音的原因和作用。因此《释文》音义是随文训释式传注的延展，“音义”又称“音、音证、音训、音解、音隐、音义隐”等，说明”音义”之”音”是训解、证明、阐发意义的手段，音义书重在释义，是传注的发展。蒋希文说：”《经典释文》和《切韵》不同，《经典释文》主要兴趣在于明训诂，破通假，遵师说，存异文，是一部有关训诂方面的书。”
通过对《释文》音切及其类目的系统讨论，与以《切韵》为代表的韵书相比较，我们可以归纳出《释文》一书的性质特点：
1）韵书要给当时整个社会使用的各类文字注音，常用字更要遍注音切，要建立规范性的读音系统；《释文》只为有限的经注文本中需要注音析义的字头注音，它的被注字头只是《切韵》的一半强。2）韵书注音是为了确定被注字的音韵地位，无异读的字头只注一次切语：《释文》随文注音辨义，如需要，同一字头在不同处重复出现就得重复施注，以至同一字头注同形同音切语高达千次，故《释文》切语数是《切韵》的2.5倍，音切数是《切韵》的3.6倍。3）韵书是可供查询的辞书，音注体例一般体现音系的特点，以四声为纲，按韵目排列，利于查检字的音韵地位；《释文》是为读经者注音释义的，依经注顺序随文摘字为音，按需施注，故不是每个字都能从中找到音韵地位的，它并不有意建立语音系统。4）韵书“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建立的读书音系大体上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往往排除古读、方音和经师们的异音破读，有较强的规范性，钱玄同谓”作韵书者，逐字定音，记以反切，此与今之希望国音统一者命意相似”；《释文》面对的是经典文献，释义通经是施注的目的，不同时代和地域的读法今人不能理解，故要保存古音旧读、方音俗音、经师异读和假借破读，方能遍通经注，所以《释文》音切中累积了多时段多层面的语音，不可能只是某个单一的语音平面。5）韵书要准确注音，一般只用反切注音法；《释文》要与传注配合来疏通经注的音义，需要标注字音、辨析音变构词、明假借、析字形乃至辨协韵，单用一种注音方法是不够的，所以在反切大行之时还要用“音、如字、某某之某、读”等多种注音方法来分别体现被注字在形、音、义上多种多样的差异和相互关系。不仅《释文》如此，直到明代陈第《毛诗古音考》还因考释的不同需要而兼用”音”、”如字”、反切、声调等多种注音方式，如：“服，音逼”、“泳，如字”、”风，浮金切”、“願，上声”等，只是含义与《释文》有所不同。
作为音义书的《释文》主要任务是解决前代文献语言的读音和语义问题。汉字数量的增长总是赶不上汉语词义表达的需求，音义与字形不断磨合、冲突，再磨合、再冲突，经典传注的这类冲突累积并传递到陆德明时代，矛盾达到高峰，一字形兼表多音多义，负担越来越重，不定音则不能定义，故需要用注音方式来辨析和确定词义，因此音义书所注音切中明假借的破读就多，辨析音变构词的破读就更多，只有词汇双音化才是解决这种矛盾的必然办法，但《释文》所标注的语言还处在汉语词汇以单音词为主的时代，因音辨义还是当时缓解音义与字形矛盾的最有效手段。也就是说，《释文》等音义书的产生与兴盛是汉语发展史上的必然，随着双音词增多并不断消除音义与字形的矛盾，因音辨义的音义书才会完成其历史使命而逐渐走向消亡。
清人何琇在《樵香小记》中说：”《经典释文》为古义之渊薮，学者得以考见先儒音训，惟赖是书，厥功甚伟。”《释文》重“义”，不仅如音切类目各章节所论有”注音显义”（标音）、“辨音析义”（音变构词）和“析形定义”（假借、异字）等内容可以证明，还有许多注项直接言及“义”或“意”的，更明确更直观地体现了它重义训的特点：
[1]《詩•大雅•韓奕》：“有倬其道”（570b），《釋文》：“有倬：陟角反，明貌。韓詩作晫，音義皆同”（99-48）
[2]《左傳•隱公4》：“衛州吁弑其君完”（1724c），《釋文》：”弑其：本又作殺，同音試，凡弑君之例皆放此，可以意求，不重音”（222-175）
[3]《詩•邶風•終風》”寤言不寐”鄭玄箋：”汝思我心如是”（299b），《釋文》：“女思：音汝，下同。後可以意求之，疑者更出”（58-11）
[4]《詩•秦風•小戎》“遊環脅驅”毛傅：“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370a），《釋文》：”慎駕具：慎或作順，義亦兩通”（69-57）
[5]《詩•周南•漢廣》：“不可休息”（281c），《釋文》：“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耳”（55-6）
例[1]“音义皆同”与”音”章讨论过的“音义同、音义与某同、与某同音义、音训并同、音同义别、音同某义异某”等等，都是直接辨析音与义的各种关系的，这里是说”倬、晫”字形虽异而音义全同。[2]是说凡是弑君可作”弑”又可作”殺”，都音”试”，据文意可以推求，此篇下文不再重复注音。[3]是说作第二人称代词的“女”音”汝”读者据文意可以推求出来，不必处处注音，只有在作代词还是作名词疑惑不定时才需要再出音注。《释文》”以意求之”共28见，“以意求”也有近10见，是对别义破读字”即义定音”的形象表述。这些都是”以义证音”的用例。[4]是”慎”、”顺”音通义也通，“义通、义同”在《释文》中很多见。[5]是说根据文意改某本的“休思”为”休息”，认为是实义词”息”而非语气词”思”，”以（依）意（义）如何”也常见于《释文》中，是典型的义训表述方式。
总之，《释文》不是韵书而是一部因音辨义的训诂书。严格地说，《释文》代表广义训诂书中的一种类型，即音义并重的”音义书”，是传统传注之学的深化和发展。我们认为：音义书”音”近音韵而”义”涉训诂，其类属游离乎经学小学之际，徘徊于音韵训诂之间，实际上应该成为独立的”音义”类。汉语”音义相生”已源远流长，以《释文》为代表的音义书历代多见而成系统，正该在此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汉语音义学”。
1.2《释文》音切是文献书面语言中的多层面读书音
陆德明在《序录》中写有“书音之作”、”古人音书”、“书音之用”等语，明谓《释文》是为文献书面语注音释义的，所注的是读书音。《释文》作为音义书的性质决定了它所录音切的性质。《释文》标明所引的音切逾万数，征引二百多家，有古音、旧音、方音、世音、俗音、今音，有各派师传的不同读音，有汉魏六朝各个时段不同人所注的音，还有”如字”音、别义破读音、假借音、协韵音，等等。所以，《释文》音切反映的是多层面的文献书面语言的读书音，各章节的数据和分析足以证明这一点。
未标所引的音切也不都是陆德明自己所作，多数也是来自前人、前书的，与《切韵》相比，《释文》更具有对经籍旧音的系统整理和汇编的性质。《释文》依托前人的传注对经注文字随文摘字为音，所注的是某字在句子语境中所用义的相应读音，义是前人经注文献中的用义，注今人的读音有时就不能通其义，注前人相应的读书音来释前人所用义，才会既便利又准确到位，所以《释文》能用前人读音直接辨明意义的就不改用”时音”。
一般说来，《释文》”标之于首”的是陆德明选定合乎文意的一读，这种首音中有一批标明引自”某人、某书”，可能有三种情况：一是被注字古僻，表示的是历史性词语，现时罕用，今人不能读其音，只能引用前人音注或”古读”作首音；二是就语境义而言，前人某家读音最适合释义需要，故列作首音；三是前人所存旧音与“时音”一致，但前人有注在先，陆德明标明音主，不掠前人之美。陆德明未标所引的首音，也是多有所本的，《序录》所谓”若典籍常用，会理合时，便即遵承，标之于首”，是说首音也多遵承前人。这些都说明，即便是《释文》整理过的“首音”音切所暗含的音读系统，也不可能代表某时某地的口语“时音”，只可能是多音并存的文献书面语的多层面读书音。
《释文》”如字”基本上是按陆德明时代的”时音”来读的，但这个“时音”也不会与当时的口语音系完全相合，而是当时通用的文献读书音。”如字”是”如字读”，而不是像口头说话那样读，“字”代表的只可能是书面语而不是口语。方孝岳认为”如字”所指的是当时通行的”会理合时”的文献音义：”所谓当时之音义，即一般读书通行之音义；语其实，即多为陆元朗’如字‘之音，或标之于首之音；而此等皆合于其所主流行之经注，故曰’会理’，为习惯所承用，故曰’合时’。“所说甚是。
那么，《释文》有无”标准音”问题，就需要分开来看：如果说有标准音，那是以经注文献中的释义需要为标准，以读经时易识易懂为标准，即”会理合时”的标准，”会理”是合乎经注的文意，“合时”是贴近当时通用的读书音，这样的”标准音”仍然是文献书面语的读书音。说没有标准音，是说不管是《释文》所有的音切，还是”标之于首”的首音，还是反切和”如字”读，都是即义定音的，多是为了辨析文意而注音，不是为了建立某个音系而注音，没有主观设定的某个音系标准。
孙钦善论及《释文》音切的性质时说：”因为《释文》既注新音，又大量保存旧音，而且旧音作者时代、籍贯不一，所以很难构成一个独立、完整的音系，也具有南朝音义之学在注音上的混古今、杂南北的共同特点。”所说正好与我们相互印证。
当然，不管陆德明有意还是无意，他在给7371个汉字注音时，头脑中应该有一个读书音系统作为施注的客观标准，这个读书音系统可能接近当时大家读书时的通用读音，但不可能是某个当时的口语音系，《释文》中没有一个预定的代表当时某地口语的所谓“陆德明音系”，更不可能代表“当时中国普通话——长安音”或者“当时南方的标准音系——金陵音系”。根据本书各章对《释文》所录各类音切的解析，剥离《释文》音切所包含的复杂层面，我们有可能利用《释文》中某些类型的音切来探求陆德明所用的这个读书音系，具体操作时要注意的问题见于后文。
——选自万献初著《〈经典释文〉音切类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