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方言纷繁歧异，书面语却是统一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和文化重心是在官话区，书面语也向来是以官话为标准的。

太学是汉代最高教育机构，始于汉武帝。太学置博士弟子，汉元帝时多达千人，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王莽时多达万余人。此后历代皆有太学制度，后代又称“国子监”，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授课往往采取大课方式，听课人数不等，最多者可达千人，也有小课堂教学。学习期限最多要七年。太学生学业期满后很多都是返回乡里从事教学工作，或充任地方官吏。学生的方言母语不同，老师授课使用何种方言没有文献记载，最大的可能是使用当时的“雅言”。回到家乡的博士子弟应该就是把最早的文读音带到各地的人。

文读音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唐宋时代产生的科举制度。文读音历代长盛不衰，现代愈益发展，更深刻的文化背景则是各地方言中的文读音更加接近北方话，而北方话向来是民族共同语或标准语的基础方言。

唐代创设新的科举制度，是一种公开竞选的才智考试制度，它比汉代的“乡举里选制”和三国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都要更公平合理，也给一般百姓以更多的机会。科举制度起初只考策论或训诂，即国家政策的理论问题或古代经籍的训释。这两种考试内容往往雷同，答卷常常流于空泛，难以考出才智的高低，所以后来改为偏重诗赋（钱穆1993）。而押韵和平仄的准确与否是评判考卷的重要标准。“最早期的北宋进士考试遵照唐制。晚唐对诗赋的格律要求比较严格，落韵的答案一律不及格。”（平田昌司2016）

诗赋讲究平仄，有种种韵律限制，因此读书人普遍重视字音。诗赋的音韵标准是《切韵》音系，而字音的规范自然是帝都所在的中原音或北方音。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文读音因而在各地方言里越来越发达。各地文读音的形成、稳定和发展大多得益于官方和民间的教育事业，即由教师传承，然后进入民间。汉唐两代国家的公立学校极盛，宋元明清则盛行私立的书院制度，还有大量遍布城镇和乡间的私塾，而教师中有一大部分是科举考试的落选者。

太学是官办的，古代的书院则多是民办的。书院始于唐代，盛于宋初。宋代的四大书院是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明代书院发展到一千两百多所，清代书院达二千余所，但官学化也达到了极点，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如张之洞在武昌建立的两湖书院、广州越秀书院等等。书院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近千年，唐宋期间以私人创办、私人讲学为主，元明时官方加强了控制，到了清代几乎完全官学化，这是书院发展的总趋势。各地书院的教学语言未必是标准的官话，因为教师的籍贯五花八门，但是即使是用方言教课，也应该是尽量使用文理词和读书音（即文读音）教学的。

近代在各地流行的地方戏，例如京剧、越剧、黄梅戏等，其语言特点之一是书面语化，即多采用文理词和文读音，例如越剧的官白“遇文白异读时，文读和白读可以互换的，舍白读而取文读。如‘未’取［v］声母，而舍［m］声母；‘人’取［z］声母，而舍［ȵ］声母。在现代越剧舞台，这是主流。”（黄玮2006）在旧时代听戏是一般民众主要的休闲活动，地方戏对文读音在民间的传布显然也能起不小作用。

至于当代铺天盖地的普通话媒介，更是大大促使方言产生大量新的文读音。

（编者按：其实很多人对“文读音”这个概念并没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所谓的“文读音”，实际上是专指用于“文言”的读音，自从廿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开始，“文言教育”被“白话教育”取代以后，“文读音”就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文读音”又是不是真正的文读音呢？严格来说也不是，因为那套音系（俗称老国语）虽然是用来读“文言”用的，但它的前身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元朝时期的北平方言，本质上就是一种白话口语音，只不过因着政治力量的影响，后世的知识分子也用这套音系来读“文言”，号称“文白兼用”。所以“文读音”这个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就是指任何一个时代的通用语，不管这个音系的内在本质如何，只要政府或官方认可了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文读音”是无所谓传承的，它是断代的，此一时代的音与彼一时代的音可以没有紧密的关联性；而狭义的“文读音”是指纯粹由知识分子共同推尊并尽可能免受政治力量之干扰的这样一套音系，在历史上由师生之间口耳相传一代一代继承下来的，这个意义上的“文读音”才有所谓的“师承”可言，其口耳相传的性质在历史中并没有因社会变迁而间断过，其音变亦是相当稳定而很少有例外的。有关「文读音」的来龙去脉，可参阅https://www.voicedic.com/?p=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