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章炳麟
章炳麟(1869—1936)，号太炎，近代民主革命家、语言学家，著有《新方言》、《文始》、《小𢽾答问》等。他在著作中，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对中国语言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太炎先生最主要的著作是《文始》，这部著作中所用的研究方法是声音和意义贯穿起来统率形体。按语言的发展规律来研究，他先定一个语基(语根)，先定一个字为语言的根源(初文)。对于语言的发展，他提出：第一是变易，音义相雠谓之变易(雠：同也)，这是根据郑玄的《周礼》注：“资”、“齎”同耳。其字以“齊”、“次”为声，从“贝”变易(这是指文字由少变多)。第二是孳乳，义自音衍谓之孳乳(衍：变化也)。“孳乳”这个名词是根据《说文叙》来的：“言孳乳而浸多也。”他假定了许多初文(语根)，以音的系统来研究义的变化。以音贯穿意义，用形、音、义相结合的方法(以声音来贯穿形体和意义)，不是零碎的，是有系统的，这比段是进了一大步。
1.变易
这里分三部分说。
在《说文》中每一部后有“重文”，如“上”可写为“𠄞、丄、
”；“中”可写为“中、𠁩、𠁧”，这是第一类，字形有简单的变化。
第二类中现在已不是“重文”了，而《说文》中是“重文”，如“凝、冰”《说文》中都是“凝”，《说文》的“冰”是“仌”；“求、裘”《说文》中全是皮袄的意思；“抗、杭”《说文》中是一个字，全是“抗”；“凤、朋、鹏”《说文》中全是“凤”，现在是三个。(这些是《说文》中已经启示的“变易”条件，章先生再深入研究)
在《说文》中还有不认为是“重文”的，而实际是重文。最先研究的是王筠《说文释例》中的一篇文章《异部重文说》，如“祘”、“算”、“筭”。到太炎先生更扩大研究，如“天”：顛也，是同声训诂，同字为训；“舃”：䧿也，就是“喜鹊”的“鹊”，这在《说文》中“舃”、“䧿”是重文，(古人将鞋称“䧿”的原因是鞋是“舃形”)；“䰜”：㽁也，也认为是重文。太炎先生认为“天”：颠也，也是重文，是根据《易经》“其人天且劓”、《山海经》“刑天”，因此他证明“天”、“颠”是重文，是变易。在《诗经》中“天”念两个音：一和“人、年”押韵，一和“平”同韵，“顶”、“题”也是和“天”同字，认为是变易的关系。他扩大了重文的范围，纠正了《说文》的重文。
2.孳乳
也是由《说文》扩大出来的。
《说文》中解释语源也用声音来解释，如“𥛱”：门内祭先祖所以彷徨。古人祭祀先“索祭”，就是先追索先祖在什么地方。“𥛱”就是“索祭”。先祖常走的地方是“门”，故“门内祭”。《尔雅》称庙门曰“𥛱”。《说文》中孳乳的例子很多，尤其是谈到“名目”的时候，追求名字的来源。如“璊”：禾之赤苗谓之“虋”，言璊玉色如之。“禺”：母猴也。“禺”古音猴，“母”大也，马猴一类。《史记·封禅书》：“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古时认为“禺”像人，《说文》“𤟹”：桐人也。“寓”寄也，“禺”像人，故有把真像寄托到那儿的意思。“遇”：逢也。他说这些是孳乳，意义不全相等但有关联。
“㕚”侧狡切(tsǎu)，兽的趾叫“爪”，古时的车有盖，如“瑵”：车盖玉瑵，“盖”伞形，形如“㕚”，似人的五指伸开。
伞形的是“盖”，盖上的股是“瑵”，像人手指叉开之形。
“搔”，搔痒都是很快的，因跳得快的也是，如“蚤”、“骚”繁乱，太炎先生认为这些都是孳乳。
“匚”：受物之器，读若方。许氏的意思有二：一是方圆之方，一是受物之器，《诗经》注中有“方，有之也”。“匮”，能放东西又是四方形的。古人盛食物之器有两种：一是“簠”，一是“簋”(ㄍㄨㄟ)。《周礼》注：“方内簠，圆内簋”，《说文》说：“圆内簠，方内簋”，前人还有“外圆内方，外方内圆”等解释，章认为与古人“方”和“圆”的概念有关系，《周髀算经》说：“方数为典，以方出圆。”有方才有圆，圆出于方，圆出于方之后。
缺点：
第一，对双声还是按三十六个字母，舌齿音不分。
第二，韵的转变太宽。
第三，因为涉及太广，有的地方有附会之处。
(二)黄侃
黄侃(1886—1935)，字季刚，为章炳麟弟子，近代著名文字、音韵、训诂学家及文学家。平生批注的文字、文字学古籍及札记、讲义数百种，其中尤为重要的有大徐本《说文解字》批注、《尔雅》批注、《文选》评点、《十三经》白文校点、《文心雕龙札记》、《黄侃论学杂著》(后两种已出版)。
其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继承清代乾嘉学派的成果，融会贯通，且有所发展，结束了顾炎武以来传统古音学的研究，成为清代古音学的殿后大师。
季刚先生尤致力于《说文解字》的研究，一生精力，尽萃于斯。
在我跟随季刚先生学习的那些年月里，他常常告诫我，一定要把《说文》、《尔雅》、《广韵》等小学专著研深研熟，而且把古代文献资料工作做好，50岁之前不要忙着写书。季刚先生勤奋刻苦，博览群书。不幸的是，他在自己规定的写书时间(50岁)的前一年——49岁竟早亡了。
季刚先生对老师章太炎先生十分敬佩。但他不是亦步亦趋地完全模仿老师，而是跟随着科学的新发展前进的。比如，太炎先生在治文字学时是不信金文、甲骨文的，并在《国故论衡·理惑论》中公开阐明过自己的这一观点。然而，季刚先生却积极地研学金文、甲骨文，主张用甲骨、钟鼎来驳正《说文》。他在给我的信中谈到治文字学的方法时说：“所言治文字学，私意宜分三期：一即古籀文，下至唐世所云文字学；二则宋世薛、吕、欧、赵、洪、三王、张之书；三乃近代钟鼎、甲骨之学耳。”
季刚先生在批注过的《说文》上，几乎每页都有金文、甲骨文对照《说文》之处。这使他在《说文》之学研究方面创出了一条新路，取得了前人没能有的成就。
——选自《陆宗达文字学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