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漢字的傳入和固定
漢字傳入日本之前，日本列島並無文字可以記錄當地語言。直到公元四世紀末到五世紀初，因為與朝鮮半島的交流頻繁，所以漢字傳入日本的數量日益增多，其中以稻荷山古墳出土的鐵劍銘文（推測為公元五世紀製造）（圖一），最能代表日本初期漢字運用的能力。約莫一、兩個世紀以後，日本創造了《古事記》（公元712年成書）、《日本書記》（公元720年成書）等一系列歷史書，和現存最早的詩集《萬葉集》（公元八世紀後半），當時日本的祖先是使用漢字書寫，無論形、音、義各方面，皆比較忠於漢人原始用法。但是日本如擬將漢字繼續作為自己的語言工具使用，傳入的漢字在某種程度上就勢必改變，此即本文所謂漢字的「日本化」。
以下將此「日本化」過程分別從形、音、義三個方面加以描述。
二、「音讀」和「訓讀」——「日本化」的過程之一
（一）「音讀」
「樂」字在日本漢字音中一般有三個讀音，即gaku（《廣韻》五角切。以下同）、raku（盧各切）和gou/gyou（五教切）。每個發音所表示的意思都不一樣：gaku是「音樂」的「樂」；raku是「悅樂」的「樂」；gou/gyou是「樂欲」之樂。此意味著「樂」這一字至少代表三個詞。
再舉一個例子，「木」字在日本漢字音中也有兩個讀音：moku和boku。表示木材、木料的「材木」，一般稱作zai-moku；表示大樹的「巨木」，一般稱作kyo-boku。這兩個詞中的「木」字，雖然一個唸成moku，另一個唸成boku，但它們基本上都表示樹或者木料，意義差異不大。（「木刀」（用木料做的刀，即木劍）唸成boku-tou，「樹木」唸成jyu-moku，從此可看出moku和boku間的語音區分，與意義區別（木料和樹）無關。）此與「樂」字的情況很不一樣。我們試翻閱《廣韻》，即知「樂」字確實有三個記載；相反，「木」字唯有樹木，《說文》曰：「木，冒也。⋯⋯莫卜切」的記載（卷五入聲屋韻）。在中國，「木」字應該始終只有一種讀音，但是在日本，它卻有兩種讀音。
像「木」字那樣，日本漢字可以有兩個以上與意義無關、但又有區別的讀音。這些讀音既有系統性、又有區別性，可以分析為幾個層次。其中，最重要的是「吳音」和「漢音」這兩個層次。
上文已陳述，直到公元四世紀末到五世紀初，因為與朝鮮半島的交流頻繁，所以日本開始透過朝鮮接受漢字。由於漢字的接受（更準確地說是使用漢字書寫文獻的接受），持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因而日本漢字音就包含了多層面的漢語原音，即時間或空間相互不一致的幾套語音系統。朝鮮、越南等漢字文化圈的其他地區與日本相同，也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接受了一大批漢字。但是朝鮮和越南的漢字音，並無像日本形成整齊的層次，所以漢字接受的連續性，只是形成發音方面層次的必要條件，並非充分條件。
目前我們對「吳音」的基礎方言為何、「吳音」是經過何地傳入日本（雖然經過朝鮮半島的可能性最大）等基礎問題還有疑慮；但是一般認為，「吳音」的基礎方言主體，在時間上應為稍早於狹義中古音（即《切韻》音系）的某種音系，空間上應為和《切韻》稍有距離的某種方言。
相反，「漢音」的情況我們了解的多一些。它的基礎方言，時間上是晚於《切韻》音系，即唐代中期的長安方言，以慧琳《一切經音義》所反映的語音系統，最接近「漢音」的讀音系統。
日本漢字音在「吳音」、「漢音」等名目下，不是零散地而是有系統地將它所根據基礎方言的某些特徵保存下來。這是日本漢字音的最大特徵。
（二）「訓讀」
「訓讀」是一種「義通換讀」。
我們使用漢字書寫日語時，如不將它作為表音文字（即原先的表語文字），我們就不得不掌握一種新的手段。比如我們祖先若要將意思為mountain的日語yama用漢字表達，可以在漢語詞彙系統中選擇意思相同的「山」字。但是，如果「山」字只有san這種讀音（此為「山」字音讀，源於漢語ʂɐn），無法直接表示日語yama並不恰當，所以我們祖先另外給「山」yama這一日語式讀音。（陳力衛（2009）說：「訓讀」可以理解為一種日中對譯，但是「訓」不但表示漢字的讀音，還能用來直接書寫原有的日語。這種功能「音讀」就沒有。）此讀音稱作「訓」或者「訓讀」。「訓讀」在日本人使用漢字歷史上具有突破性意義。
訓讀原本並不固定，不像當代日本漢和辭典記載的那樣整齊。林史典（1977）列舉了《類聚名義抄》（觀智院本；公元十一世紀末成書）所記載「行」、「方」、「肆」的大量訓讀，分別包含40、37、30種讀法。《類聚名義抄》這部辭典所匯集的範圍相當廣泛，我們可以推測當時實際使用的訓讀種類並沒有那麼多，但當時的情況還算是和今天不一樣。
關於訓讀的發明，筆者還要說明另一種情況。在古代日本，也有將漢字作為表音文字使用。漢字的這種用法為「萬葉假名」。「萬葉假名」使用幾種方法寫下日語，其中一種方法稱作「訓假名」。「訓假名」是使用漢字的一種訓讀，以表達某個日語詞彙。例如，「相見鶴鴨」的「鶴鴨」，其字義分別對應於日語的tsuru｛鶴｝和kamo｛野鴨｝，但卻不表示鳥類名稱，而是助動詞和助詞tsuru-kamo。（tsu＞tsuru是表示完成的助動詞，kamo是表示感嘆的文末助詞。）此類用法可以算作一種「假借」。「假借」原是一種臨時性的書寫辦法，不過《萬葉集》裡已出現「訓假名」和某些詞之間的固定關係。例如，「秋」和「飽」一般表達aki｛秋天／滿足；厭煩｝；同樣，「朝」和「麻」表達asa｛早上／麻｝（林史典，1977）。從這些現象當中，我們能見到「訓讀」的萌芽。
三、「國訓」——「日本化」的過程之二
至於「義」方面，也有「日本化」現象。
日本接受漢字以後，漢語和日語各自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這些變化當然涉及各個語言裡的語意系統。用某個字形（漢字）表示日語的某種語義，會有所變化，甚至變化後的語義，也可能跟該字形原有字義不一致。廣義上，此還可算作字義的「日本化」。但是，我們在此要討論的不是時間的變化，而是該字形在日語裡獲得的新義，此是由兩種語言語義系統不一致所導致的。
每個語言之間都有語義系統的不一致性。最典型的例子是：某個事物，如植物、動物等等，在日本有，在中國沒有（或者相反）。在此情況下，如要將這種事物用某個漢字表示，因為漢語（＝漢字）的語義系統裡沒有表示這種事物的字，所以只好勉強拿關係不太密切、或者根本沒有關係的漢字表示。反過來說，通過如此操作，某個漢字可以增加原本沒有的某個義項，此義項一般稱作「國訓」。據笹原宏之（2007）的定義，國訓為「將中國製造漢字所具有的字義，在日本引申、派生和轉化的義項」。
據坂詰力治（1987）分析，國訓可分為以下三種：
但是有時候「國訓」和「國字」（在日本創造的漢字，見後）比較難以分別。對於上述「椿」和「鮎」這兩個字，笹原（2007）指出它們具備在日本創造的可能性。笹原先生認為，此可能是日本人曾經將兩個部件，「木」和「春」以及「魚」和「占」，以「會意」的造字原則結合，而創造了這兩個新字；不過湊巧的是中國也已經存在著同一結構的這兩個字而已，彼此間的字義並無聯繫。（各個語言裡，「椿」和「鮎」分別表示樹木和魚類的名稱，但具體所指是不一致的。）我們需謹記「國訓」和「國字」之間的界限，有時候會劃分不清。
四、「異體字」和「國字」——「日本化」的過程之三
（一）「異體字」
現代人一般受印刷字體的強力拘束。但是，在印刷字體尚未具有強力規範性的時候，經常會出現各式各樣的異體字，此情況在日本和中國並沒有什麼兩樣。
例如，林史典（1977）指出，早在公元七六二年抄寫的《金光明最勝王經》（西大寺本）裡出現如下的異體字（摘錄）：
日本的異體字，有些是中國也有同形的，有些是日本特有的。後者可算作字形「日本化」的一種。
（二）「國字」
除了異體字以外，還有一種情形就是「國字」。這裡所說的「國字」，是指日本創造的漢字。創造國字的動機在於要將某個日本詞彙（原來沒有跟它意義相對應的漢字）用一個方塊字表示（用兩個漢字就不能令人滿意！）。其主要造字法為六書中的會意，至於讀音，一般只有「訓讀」，沒有「音讀」。
傳統說法認為公元十世紀的漢和字典《新撰字鏡．小學篇》所蒐集的四百多個字，是匯集國字最古的一批材料（圖二）。但是，這些字是否都算作真正的國字，好像沒有學者認真探討過，真正的探討是始於十六到十七世紀。
根據坂詰力治（1987）的統計，十七世紀以降關於國字的專著中，所認定的國字數目如下：
還有，諸橋轍次主編的《大漢和辭典》（第一版，1955-1960年）收錄141個國字。但是未將《同文通考》（圖三）所收的8字，和《國字考》所收的27字認定為國字，可能是因為他在中國古代文獻或字典裡找到這些字的緣故。另外，他蒐集了50多個新的國字，其中包括「瓩」、「竍」等表示西方度量衡的字。
國字的鑑別和認定，即漢字和國字的分類問題，是難度比較高的一項工作。這是因為以往的研究，都對國字本身的理論性問題，和每個國字的歷史和使用環境等具體問題缺乏根本認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笹原宏之先生的一系列研究。
針對此問題，笹原先生提出一種方案（笹原宏之，2007，頁44）。（表中的讀法，如tsumeru是由筆者補入。讀法①②，對應於下面的各個義項。括號內的讀法日語不採用。）
根據此表我們得知，以前歸為國字的一些字當中，其實包含不是真正的國字，例如表中的「柾」字。
另外還有一種情況：以前歸為國字的一些字當中，有的已不見於中國，卻在日本保存下來，例如「匁」和「塀」。笹原先生稱它們作「佚存文字」，認為這些字應該跟真正的國字區分開來。
笹原先生還運用「同字暗合」和「別字衝突」這兩種概念指出，日、中之間可能發生字體的偶然性一致。他以為這些概念對國字的鑑別和認定不可或缺。
〔補充〕笹原先生的國字分類法如下：
參考文獻
坂詰力治（SAKADUME Rikiji）1987〈国字〉，《漢字講座3．漢字と日本語》，東京：明治書院。
林史典（HAYASHI Chikafumi）1977〈日本における漢字〉，《岩波講座．日本語8．文字》，東京：岩波書店。
沼本克明（NUMOTO Katsuaki）1986《日本漢字音の歴史》，收入《国語学叢書．10》，東京：東京堂出版。
笹原宏之（SASAHARA Hiroyuki）2007《国字の位相と展開》，東京：三省堂。
陳力衛2009〈日本語と漢字（1）（2）〉，《アジアと漢字文化》，東京：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